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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多样性随时间变化的动态（如物种形成速率、种群周期）极为复杂，其作用时间尺度跨度巨大，可从细胞分裂的数分钟或小时，直至某些单株树木寿命的千年之久。同时，任何物种的地理分布都受限制，皆有其“分布范围”，最高可达全球分布。空间亦与时间相互作用，共同决定物种的实际分布。例如，当地质活动或人类活动形成新的水体，将原有种群分隔成两个孤立群体时，便可能在数百万年的演化后形成独立的新物种。因此，“生物多样性”可视为地球生命多样性的集合性总称，衡量其变化则需在特定时间、特定区域内，对明确界定的生物学单位（如物种数量）进行统计或估算，再与参照水平对比以评估变化(

　　“自然”的概念本身很难被定义，其定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使用背景。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概念框架内，自然被定义为自然界，强调包括人在内的生物的多样性，及其相互之间以及与所处环境的相互作用(E. S. Brondizio, 2019)。在自然科学背景下，自然包括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进化、生物圈、人类共同的进化遗产和生物文化多样性等类。在经济学背景下，自然包括生物自然资源、自然资本和自然资产等类别。在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概念框架内，自然包含地球上的生物（生命体）和非生物（非生命体），涵盖生物多样性和气候(NGFS&INSPIRE, 2022)。

　　总结生物多样性与自然的关系，生物多样性以“生物”为基础，而自然则包含生物和非生物，二者紧密关联。IPBES明确指出，在自然科学背景下生物多样性是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E. S. Brondizio, 2019)。自然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NFD）强调生物多样性是自然不可或缺的特征，赋予生态系统生产力、复原力与适应力，可以类比为一个经济体繁荣所需要的人才多样性(TNFD, 2024)；NGFS则将自然视为涵盖生物多样性的整体(NGFS&INSPIRE, 2022)。由此可见，当前主流观点均将生物多样性视为自然的关键组成部分，自然可以被理解为为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一套资产，而生物多样性状况则决定了自然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能力。

　　生物多样性关系人类福祉，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不断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正如《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下简称《昆蒙框架》）所强调(UNEP, 2022a)，生物多样性对人类福祉、健康的地球和经济繁荣至关重要——它赋予我们食物、药物、能源、清洁空气与水源等，帮助人类缓冲自然灾害，滋养文化灵感，支撑着地球所有生命系统的平衡与韧性。

　　然而，人类活动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破坏着这一生命基石，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迫在眉睫。IPBES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全球评估报告》（2019）表明，人类活动是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的主要原因，特别是改变土地和海洋用途以及直接资源过度开发利用两项占全球生态系统衰退因素的的50 %以上(E. S. Brondizio, 2019)。此外，环境污染、入侵物种的扩散和气候变化等因素也协同导致全球生物多样性急剧下降，并对全球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造成潜在威胁。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最新《全球风险报告2025》，生物多样性丧失在未来十年内将跃升为全球第二大风险来源。

　　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严峻的资金缺口压力。保尔森基金会、康奈尔大学阿特金森中心及大自然保护协会于2020年联合发布报告《为自然融资：缩小全球生物多样性融资缺口》，首次系统性量化全球生物多样性资金缺口，提出年均7110亿美元缺口的基准结论(Deutz, 2020)。该结论被《生物多样性公约》（CBD）在多个官方文件中参考引用，《昆蒙框架》长期目标D明确提出“逐步缩小每年7000亿美元的生物多样性资金缺口，并使资金流动与昆蒙框架和2050年生物多样性愿景保持一致”；基于此，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缔约方进一步制定了资源调动的量化目标(IFC, 2023b)。

　　据保尔森基金会等机构的估计，截至203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年均资金需求达7220~9670 亿美元，而当前实际投入仅为1240~1430 亿美元/年，形成 5980~8240 亿美元/年的资金缺口，平均缺口达 7110 亿美元/年。在现有资金中，公共财政承担80-85 %，凸显单一依赖政府资金的不可持续性(Deutz, 2020)。因此，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庞大的资金缺口需要进一步调动社会资本参与。

　　除资金缺口外，在自然保护领域还存在系统性资金错配挑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20）指出，各国政府每年至少会拨款1.8万亿美元，用于对环境有害的补贴。这1.8万亿美元又会通过政策信号效应导致额外5万亿美元私人资金流向化石燃料、商业捕鱼和工业式农业等破坏型行业，导致全球近7 %的投资持续侵蚀自然生态系统(UNEP, 2024)。由此，《昆蒙框架》提出了“减法”与“加法”并重的资金再配置机制：一方面通过逐步消除、改革每年5000亿美元的有害补贴，切断破坏性行为的资金供给链；另一方面到2030年，每年动员至少2000亿美元保护资金，且该资金必须从公共、私人、国内和国际等所有来源筹集。

　　事实上，早期金融机构环境风险管理框架中已纳入生物多样性因素，在实践中更多侧重于监管合规及诉讼风险。国际金融公司（IFC）2012年起实施的绩效标准和赤道原则早已在其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性绩效标准中加入对生物多样性因素的考量。但在实践过程中，金融机构更多关注生物多样性相关的监管合规与诉讼风险，2016年的云南绿孔雀案是一个典型案例。然而，这种认知导致生物多样性相关的环境风险管理呈现被动应对特征，即仅关注是否违反当地环保法规，而未将生物多样性破坏可能引发的资产贬值、抵押物减值、贷款违约等实质金融风险纳入核心风险评估体系。

　　当前，金融系统对自然相关金融风险的认识日益深化，对生物多样性/自然相关风险与金融风险之间的影响与传导机制的研究逐步深入，金融系统对生物多样性风险的重视程度已逐步与气候风险并列。有国际组织指出，生物多样性或自然相关议题不再是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而是与气候变化并列的核心战略风险管理问题(TNFD, 2023b)。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意识到自然的退化以及旨在保护和恢复自然的行动可能会产生重大的宏观经济、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后果，近年来，NGFS基于过去在气候风险评估方面的工作基础，朝着更广泛的自然相关金融风险评估领域积极开展工作。2023年以来，NGFS已陆续发布《NGFS关于评估自然相关经济金融风险的情景设定的建议》（2023年12月）(NGFS, 2023b)、《自然相关金融风险：指导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行动的概念框架》（2023年9月首次发布，2024年2月发布更新版）等报告(NGFS, 2020,2023a)，指导央行与监管机构评估与应对包括生物多样性在内的自然相关金融风险。

　　生物多样性或自然相关风险向金融风险传导机制的起点是人为或非人为活动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IPBES指出，生物多样性丧失主要由五大直接驱动因素导致(E. S. Brondizio, 2019)。按全球影响从大到小排序，它们分别是：土地利用和海洋利用变化；自然资源直接开发；气候变化；污染；以及外来入侵物种。这种重要性排序可能因特定生态系统和地点而异，例如海洋主要因鱼类和海产品的直接开发而改变；而岛屿往往比大陆地区更容易受到外来入侵物种的影响。

　　这些驱动因素通过削弱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引发物理风险、转型风险，并向金融系统传导。目前，各机构对自然相关金融风险的分类并不统一，在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分析框架内，生物多样性相关风险包括转型风险、物理风险、诉讼风险、系统风险(WWF, 2020)；TNFD则将自然相关风险划分为物理风险、转型风险和系统风险三种(TNFD, 2023b)；NGFS将自然相关风险划分为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两类，并认为诉讼风险是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的子集(NGFS, 2023a)。本文采用NGFS的分类，重点介绍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带来的直接的物理风险和应对生物多样性转型带来的转型风险，以及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向金融风险的传导路径。

　　物理风险是指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通过削弱其提供的、经济赖以运行的关键服务，直接导致依赖这些服务的行业遭受生产力下降、资产损毁等损失，进而引发相关企业贷款违约、抵押品贬值、保险赔付激增，最终传导给持有其资产或债权的金融机构，造成资产减值、信用损失等金融风险。据估算，全球超过50 %的GDP高度依赖自然资本(UNEP, 2022b)，凸显了这种风险的广泛性和系统性。持有相关资产或债权的金融机构，因实体经济活动衰退直接承受资产减值与信用损失，构成生物多样性物理风险的典型表现。

　　转型风险指是指由于经济行为者与旨在保护或减少对生物多样性恢复和/或减少对自然的负面影响的行动不一致而给组织带来的风险。例如监管和政策、法律先例、技术更新、投资者情绪和消费者偏好等变化，都可能增加企业合规与运营成本，导致部分金融资产减值或坏账率上升，从而引发转型风险(Hadji-Lazaro et al., 2024;Hudson, 2024)。转型风险包括政策风险、市场风险、技术风险、声誉风险、责任风险。其中，政策法规变革通过强制合规成本推高转型风险，迫使企业承担结构性调整压力。例如，荷兰央行研究发现，荷兰金融体系对保护区扩张、氮排放限制等政策高度敏感，相关行业贷款违约概率明显上升(NGFS&INSPIRE, 2021)。技术迭代、消费偏好转变等也是触发转型风险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共同构成对高生态足迹企业的多重挤压，提高其资产搁浅与债务违约概率，最终转化为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敞口。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这类结构性调整也可能引发特定区域或产业的经济波动，影响全球贸易格局、资本流动方向甚至国家财政稳定性。

　　一方面，国际金融组织逐步将生物多样性和自然相关风险纳入金融稳定性监测范围，对各国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提出相应建议。2024年，金融稳定委员会（FSB）为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应对自然相关风险提供了全面的建议框架，主要围绕风险监测、风险管理、披露及国际协作等方面展开(FSB, 2024)。FSB鼓励监管部门加速明确监管数据需求，推进标准化监管报告要求；推动监管部门完善对自然相关风险跨部门、跨边境传导渠道的理解，将其纳入监管风险评估和政策制定中，以评估和应对自然相关风险对金融体系的潜在广泛影响；强调企业层面披露自然相关风险的重要性，鼓励监管部门要求金融机构将自然相关风险纳入更广泛的可持续性披露中，提高披露的质量和范围。2022年3月25日，NGFS和国际可持续金融政策研究与交流网络（INSPIRE）成立的联合研究组发布了一篇名为《央行、监管机构与生物多样性：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行动议程》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显示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可能对经济和金融稳定带来重大风险，并对央行和金融监管机构对应对生物多样性风险提供了建议，聚焦意识与政策引领、能力建设与公共产品供给、示范项目支持、强化披露框架、开发关键指标与数据库、建立绿色和棕色经济活动的分类体系、弥补自然风险分析缺口等重点方向(NGFS&INSPIRE, 2022)。

　　●2023年，欧央行（ECB）公布了对欧元区企业和银行的自然相关风险评估结果。结果显示欧洲经济高度依赖生态系统服务，其中约72% 的公司（约300万家）高度依赖至少一项生态系统服务，欧元区银行的对公贷款中，近75%发放给了高度依赖至少一项生态系统服务的公司。2025年6月，在欧央行发布的第三份气候相关财务披露报告中，新增了一项评估自然退化相关行业风险敞口的指标，体现了ECB如何将自然风险纳入其金融和货币政策框架。结果显示，欧元体系约30%的公司债券持仓集中在三个高风险行业，即公用事业、食品和房地产。欧央行的自有基金投资组合与员工养老基金存在不同风险敞口，其中风险敞口最大的是与自然敏感行业挂钩的股票型ETF，风险敞口达到40%。

　　二是市场期望也推动金融机构积极行动。投资者、消费者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对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愈发关注，生物多样性保护已成为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6月末全球可持续投资基金总规模已达 3.091万亿美元，UN PRI签署机构管理资产超128.4万亿美元，生物多样性主题产品占比显著提升，金融机构的声誉资本直接转化为融资成本优势(张博辉等, 2025)。同时，消费者偏好逐渐向“生态友好型”金融服务转移，这一趋势为金融机构带来了差异化竞争的契机，这种消费倾向也促使金融机构积极开发相关特色产品。

　　其中，风险是金融系统关注生物多样性的起点与核心，而为了评估企业或金融机构面临的生物多样性风险和机遇，必须要首先评估其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和依赖性。具体而言，金融机构通过投资组合间接依赖于生态系统多样性及其服务流；影响则体现为人类活动的五类压力驱动因子通过实体企业传导生态扰动。同时，监管机构通过政策工具与市场约束将生物多样性风险内部化为金融机构成本。最终，金融机构可通过捕捉商业绩效机遇与可持续发展绩效机遇，实现风险对冲与价值创造的双重目标。

　　在影响评估方面，德国商业银行系统分析了投融资活动对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服务的负面影响。德国商业银行分析了当前信贷投资组合中各行业对污染、资源利用、土地利用、外来入侵物种引入这四大生物多样性丧失直接驱动因素的作用程度。分析结果显示，42%的投资组合具有高影响度，24%呈现中等影响度，34%属于较低影响度。其中，农业、林业和矿业等领域虽表现出高依赖性与高影响特征，但在投资组合中占比较小；而能源供应与制造业不仅在德国商业银行头组合中占比较高，同时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也更为显著。这些分析结果为德国商业银行制定行动领域与战略优先方向提供了数据支撑。

　　展望未来，德国商业银行计划从2025报告年度起，把生物多样性风险的重要性评估范围扩展至上下游价值链。与此同时，由于当前确定和管理生物多样性相关影响及风险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相关数据的可获取性以及标准化指标的缺失，因此德国商业银行计划进一步提升ESG数据、地理位置数据及供应链数据的质量与数量，以改进风险与影响分析。此外，德国商业银行正积极参与各类工作组和协会，例如金融机构环境管理与可持续发展协会（VfU）、生物多样性——优秀企业倡议（BiGC）等，这些合作旨在通过引入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等方法，进一步完善生物多样性风险的量化评估。

　　该框架遵循“四个核心要素”框架：募集资金用途、项目遴选、募集资金管理、影响力报告。其中，募集资金用途明确要求资金必须投向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直接相关的项目，包括生态系统修复、濒危物种栖息地保护、可持续自然资源管理等，禁止将资金用于可能对生物多样性造成负面影响的活动；项目遴选阶段需建立严格的项目评估标准，从生物多样性影响、生态效益可持续性、社区协同发展等维度进行全面审查，确保入选项目符合国际公认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原则，如《昆蒙框架》相关目标；募集资金管理要求对资金实行专户管理或专项追踪，定期披露资金使用进度，确保资金按约定用途投放，避免挪用或闲置，同时通过独立审计等方式增强资金管理的透明度；影响力报告规定项目实施过程中需定期监测物种数量变化、生态系统完整性提升程度等生物多样性相关指标，并向投资者和利益相关方公开报告项目的环境与社会效益，实现影响力的可测量、可验证和可追溯。

　　首先是寻求产生生物多样性共同惠益的投资活动。这类投资以主营业务发展为基础，在实现经济目标的同时兼顾生物多样性保护。涵盖生产性用地/农业、淡水/海洋可持续生产、废弃物和塑料管理、林业与种植业、旅游业/生态旅游服务以及其他投资等多个领域。例如，在农业领域，采用生态友好型种植技术，在保障农产品产量的同时减少对土壤和水源的污染，间接促进农田周边生物多样性的维持；在旅游业方面，通过生态旅游服务的开发，既能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又能提高人们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认识。

　　该指南适用于作为绿色债券或可持续发展债券发行的收益用途类债券（UoP），资金专项用于支持自然相关项目。因此，该指南是一份额外的主题指南，自然主题债券仍然需要遵循绿色债券原则（GBP）四大核心要素：资金用途、项目评估和筛选流程、资金管理、报告（信息披露）。此外，该指南也指出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SLB）也可以成为激励发行人实现生物多样性、自然生态系统及生态系统服务量化改进的工具，发行人可以发行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SLB），纳入自然相关关键绩效指标（KPIs），使发行人展现其对《昆蒙框架》目标的承诺。

　　近年来，国内外金融机构已在生物多样性金融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实践，其中较为受关注的是金融支持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 NbS）。NbS因其系统性、长期性、具有显著的成本效益、能协同应对多项社会挑战等优势，在较短时间内逐渐获得了大部分国家、研究机构和社会组织的重视和认可，成为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全球危机等一系列社会挑战的重要途径之一。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 2021)、欧盟(Directorate-general-RTD, 2015)、联合国环境署(UNEP, 2022c)等组织均赋予NbS不同定义，将其纳入重点推进工作，融入其生态领域的政策框架。2020年，IUCN提出了其NbS全球标准和相关的操作指南，确立了8项基本准则和28项指标，使全球不同区域在同一标准框架下实施NbS提供了基本规范，相关实践案例不断涌现(IUCN, 2021)。

　　针对金融行业披露要求，TNFD将金融行业的信息披露指标分为经营活动指标和金融资产指标两个类别。对于核心全球披露指标，金融机构需要披露具有实质性影响的经营活动指标，并可以在数据允许的情况下披露金融资产指标；对于核心行业披露指标，金融机构不需要披露经营活动指标，但需要披露与行业及地点有关的金融资产指标；对于额外披露指标，金融机构可以选择披露具有实质性的经营活动指标和金融资产指标。具体包括：基于足迹方法的指标，例如生态系统足迹、生物多样性足迹；基于《欧盟可持续金融信息披露条例》的重要不利影响指标；对生物多样性具有负面影响、缺失生物多样性政策以及生物多样性负面事件的数量和比例。此外，TNFD工作组计划在2025年年底发布一份有关金融资产相关影响的信息披露报告，对额外信息披露指标做出补充。

　　GRI生物多样性议题披露标准：在GRI标准框架下，生物多样性作为一个关键的环境议题，要求组织全面披露其运营和价值链中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GRI 101: Biodiversity 2024》作为专门针对生物多样性的标准，明确规定了组织应报告的内容(TNFD&GRI, 2024)。根据该标准，组织需披露阻止和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政策、生物多样性影响的管理、获取和惠益分享、确定生物多样性影响、具有生物多样性影响的地点、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直接驱动因素、生物多样性状况的变化以及生态系统服务八项关键指标(GRI, 2024)。尽管GRI标准主要关注组织对经济、环境和人的影响，但GRI 101也在一定程度上涵盖了组织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情况，特别是当其活动影响到所依赖的环境资产和生态系统服务时。通过这些披露要求，GRI旨在推动组织透明地报告其生物多样性相关表现，支持其管理负面影响、提升责任意识，并为利益相关方提供可靠的决策依据。

　　欧盟可持续发展报告标准（ESRS）：欧盟ESRS框架下，生物多样性是作为环境维度的核心议题之一，其披露要求主要集中在《ESRS E4：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中(TNFD&EFRAG, 2024)。该标准要求企业全面评估、量化和报告其业务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依赖关系、相关风险与机遇，且需结合双重重要性原则（财务重要性与影响重要性）确保信息的全面性与相关。ESRS要求企业在生物多样性议题下进行多层次、系统性的信息披露，TNFD的14项建议披露内容均在 ESRS 中有所涉及。

　　（一）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退出生产经营活动、相关设施处置等情况；（二）在生产经营场所周边和陆地、海洋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以及其他具有重要生态功能或生态环境敏感脆弱区域的保护和恢复等方面采取的措施与取得的效果；（三）在野生动植物保护、自然栖息地保护恢复等方面采取的措施与取得的效果；（四）在生物遗传资源的保护、可持续利用、获取与惠益分享、监测预警和风险管理等方面采取的措施与取得的效果；（五）为降低产品全生命周期等对生态系统、生物物种及其栖息地、生物遗传资源等的影响和依赖，采取的行动与取得的效果。

　　科学目标网络（SBTN）是由全球公域联盟（Global Commons Alliance）发起的国际倡议，旨在以科学为基础帮助私营部门、投资者和城市管理者制定合理的目标，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同时，减少商业和城市建设对全球陆地、海洋、淡水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并致力于保护和修复关键生态系统。SBTN于2020年公开发布关于为自然界设置基于科学的目标（SBTs）的初步指南，为企业完善行动框架，提供决策指南(SBTN, 2020)。

　　中国2024年1月发布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年）》对生物多样性金融三大领域均有所部署，该行动计划明确提出：“鼓励和推动金融机构将生物多样性纳入项目投融资决策。到2030 年，基本建成企业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长效机制，形成可持续发展及与自然和谐的生产方式，定期监测、评估和披露重点行业企业对生物多样性的风险、依赖和影响。”“探索在绿色金融体系中考虑生物多样性因素，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动员更多社会性资金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强化自然相关环境信息披露，为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创造条件。”我国人民银行积极引导金融支持自然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推动生物多样性金融标准制定。

　　地方方面，一是积极构建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策制度框架。2021年11月，浙江省湖州市发布《关于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施意见》；2022年12月，浙江省丽水市出台《金融支持百山祖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指导意见》；2024年9月，四川雅安发布《雅安市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发展实施方案》；2024年11月，安徽黄山市发布《黄山市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实施方案》。二是完善生物多样性金融风险、成效评估等标准体系。如浙江省湖州市制定《生态建设项目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评估技术规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利用基地评价规范》等地方规范。浙江省衢州市选取采矿、水利、农林牧渔等21个具有较高生物多样性风险的行业，研制出台全国首个《银行业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指南》。浙江省丽水市出台《生物多样性评价指数技术规范》，在全国率先建设生物多样性智慧监测体系，发布全国首个《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指南》地方规范，为金融机构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评估和监测提供支撑。三是通过政策激励、融资模式创新等方式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如浙江省湖州市探索编制生物多样性友好型投融资活动目录；将生物多样性因素纳入绿色项目ESG（环境、社会和治理）评价体系，结合绿色贷款贴息、绿色担保补助等政策，推动生物多样性领域项目投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构建“财政补贴+生态补偿+信贷支持”的混合融资模式，引导金融机构创新湿地碳汇贷、生物多样性保护GEP（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绿色贷等特色信贷产品。浙江省衢州市试点基于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投融资模式，着力拓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融资渠道。浙江省丽水市对国家公园园区符合条件的项目和农户贷款优先给予再贷款、再贴现资金支持；基于国家公园GEP核算，创新推出“GEP贷”“生态收益贷”等生态权益抵（质）押贷款模式。[5]四是推动生物多样性环境信息披露，如安徽省黄山市制定生物多样性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框架，将生物多样性相关信息纳入环境信息披露及绿色信贷风险管理内容，并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6]

　　金融机构方面，在COP15大会上多家中外银行签署《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共同宣示》和《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共同行动方案》以来，中国金融机构在实践层面积极探索：一是积极构建生物多样性金融服务体系，如兴业银行于2022年发布《关于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通知》，是国内首家制定并推出生物多样性保护方案的金融机构。通知中明确要求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该行经营活动及投融资活动，制定全行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建立并完善生态友好型授信政策，加强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积极探索研究生物多样性保护缓释措施及压力测试工作。同时建立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金融服务能力，开发并不断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金融产品和服务，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专业能力，开展生物多样性信息披露等。[7]二是探索生物多样性金融风险管理，如工商银行湖州分行积极探索将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纳入投融资决策体系，通过开发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估方法学、整合风险管理流程、完善评估方法和数据图层等，提升投融资项目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监测和管理能力。[8]三是创新金融产品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如2024年8月，兴业银行昆明分行落地云南省内首笔“生物多样性保护可持续及绿色能源发电量”双挂钩贷款，专项支持云南水投牛栏江红石岩堰塞湖生态修复项目建设；2024年9月，中信银行与中证指数联合编制“中证中信银行生物多样性优选信用债指数”正式上线，指数综合考量债券募集资金的生物多样性领域投向，以及发行人主体的生物多样性绩效评估两大因素，优选交易所、银行间市场上市的具有生物多样性特征的债券样本，以反映在生物多样性方面表现较好的信用债整体走势。[9]

　　生物多样性金融政策与标准体系将进一步完善，并与全球框架对齐。在国际上，多项生物多样性金融指引发布，引导金融资源流向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保持一致。2023年6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UNEP FI)发布了了一项使资金流动符合《昆蒙框架》的高级别路线图，为金融领域的所有参与者（包括各国财政部门、金融监管机构、公共开发银行、私营金融机构和投资者）提出了将《昆蒙框架》纳入其政策和决策过程的建议，提出了每个金融参与者可以采取的关键行动。2024年4月，生物多样性融资（FfB）基金会发布《使资金流动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保持一致：将雄心转化为实施》报告，为各国政府可以采取的使资金流动与GBF保持一致的关键行动提出建议，具体包括4项建议、13项行动以及具体的全球成功实施案例。在我国，中国人民银行已于2024年3月启动生物多样性金融标准建设工作，积极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本土实际，制度符合国情的生物多样性金融标准。[10]

　　生物多样性创新融资工具将逐步兴起。一是自然相关可持续发展债券和可持续挂钩债券，ICMA已于发布自然主题债券指南，其中也包括纳入自然相关KPIs的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SLB），为自然主题可持续发展债券和SLB的发行提供了详细指引。二是生物多样性信用融资工具，《昆蒙框架》首次将生物多样性信用纳入全球保护工具，生物多样性信用（自然信用）市场逐步受到市场关注，生物多样性信用已成为弥补生物多样性资金缺口、补充公共资金、调动私人资本的创新工具之一。尽管当前仍处于发展早期阶段，但已有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始建立生物多样性信用机制，多个国际组织和机构也在积极推动相关方法学与标准的的发展。

　　金融机构对生物多样性相关影响、依赖、风险与机遇的评估与管理将持续深化。当前金融系统对生物多样性相关风险的认识已日益深化，在TNFD等组织的推动下，也将有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逐步开展生物多样性相关影响、依赖与风险的评估。然而当前仍然面临数据、方法和工具方面的挑战。在数据方面，生物多样性领域的数据碎片化高且不透明，数据获取难度高；在方法方面，由于生物多样性涉及基因、物种、生态系统三个层级，每个层级都涉及多样化指标体系，且系统关联复杂，难以构建单一的评估体系；在工具方面，由于生物多样性区域和行业异质性特征，现有工具的本地化应用仍面临挑战。当前，已有众多机构与组织在生物多样性数据库建设、方法和工具发展方面开展工作，未来随着相关工作的进一步发展，金融机构对生物多样性相关影响、依赖、风险与机遇的评估与管理也将进一步深化。此外，情景分析与压力测试工具也将成为生物多样性相关风险评估的重要工具，TNFD和NGFS都明确强调通过情景分析能够更好的理解自然相关经济和金融风险，并为相关情景设计发布了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