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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国应根据本国国情和金融市场实际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加密货币政策。通过扩大监管沙盒机制或渐进式监管模式,可以在支持技术创新的同时,有效降低系统性风险。监管沙盒机制旨在为金融科技创新提供一个时间和范围有限的“安全空间”。在此空间内,相关金融机构或科技公司获得部分监管豁免,直接在现实或虚拟环境中测试金融产品、服务、商业模式或营销渠道的创新解决方案。相较于禁止的极端措施和无为而治的消极策略,监管沙盒机制更为灵活。

　　建议我国政府在可控范围内促进稳定币与传统金融体系的融合。由于具有区块链支付优势,CBDC和稳定币都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都将对跨境支付网络建设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产生重要影响(刘东民和宋爽,2020)。其中,稳定币除了可以用于支付和汇款,还可以与证券、贷款等传统金融产品结合,推动智能合约在金融交易中的应用。这种融合有望提高金融交易的自动化程度,降低交易成本,提升金融市场的效率( Feyen 等,2021)。

　　从国际货币体系演进方向看 , 由 IMF 等国际组织发行超主权货币从长远看是取代美元本位的一个选项 , 并且 e-SDR 也具有跨境使用方便灵活、 实际币值更加稳定的优势 ( 管涛 ,2023) 。 尤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 , 这是在 CBDC 之外更加现实的国际货币选择。作为发展中大国 , 我国可推动更多国家积极参与探索由 IMF 主导发行的 e-SDR, 缓解发展中国家对美元稳定币的依赖以及自身技术实力与金融治理能力的不足。

　　因此,我国应积极与国际金融监管机构及更多国家开展合作,推动针对美元稳定币的国际监管标准和框架的制定与实施。当前的困境不在于没有可参考的政策文件,FSB于2020年提出“全球稳定币”监管框架,欧盟也于2023年发布MiCA,主要问题在于各国的监管态度与能力存在巨大差异。建议我国积极发起国际合作,力争在国际层面成立专门监管机构,通过建立并落实全球统一的美元稳定币监管框架和技术平台,全面维护国际金融秩序。

　　二是统筹协调全球针对加密货币市场的监管合作。尽管发达国家在加密货币的监管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并且遭受了更多来自加密货币行业的冲击。特朗普的加密货币新政恐加速该领域的创新并放大市场溢出风险,因此协调全球监管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既能减少加密货币市场主体及交易行为的监管套利,又能提升对加密货币市场的整体治理能力,增强金融市场的韧性。鉴于我国已具备丰富的加密货币监管与治理经验,可联合更多受冲击的发展中国家共同构建新的加密货币治理或监管机构,通过定期召开会议,加强国际间信息共享与技术合作,推动国际规则协调等方式,推动各国在加密货币治理问题上达成最大共识。

　　三是我国应在全球治理中坚持包容性、合作性、可持续性的原则,推动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金融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提升。在加密货币治理中,广大发展中国家往往面临技术、人力与资源短缺的问题,需通过国际合作获得支持。我国可设立全球南方数字治理基金,为低收入国家提供技术援助、能力建设与政策咨询,推动全球治理的公平性提升。同时,可定期召开全球加密货币治理大会,打造南北对话平台,推动建立平衡发展的治理共识。通过主导全球治理议题设置与路径选择,我国将为构建更加公平有序的全球数字货币治理体系提供战略支撑。

　　CBDC作为央行发行的数字法定货币,提供了合法、受监管的数字支付手段并降低了交易成本。但尼日利亚案例表明,在缺乏技术和经济治理能力的情况下,CBDC并不能有效地与加密货币竞争,这凸显了通过加强多边研发合作来提升金融治理与技术能力的重要性。建议我国基于当前多币种法定数字货币桥(mCBDC Bridge)项目的经验,主动加强与东盟国家、金砖国家等区域合作平台的交流与合作,从技术升级和支付效率提升等角度出发，牵头或协调开展多边研发与测试,重点提高各国CBDC系统在跨境支付层面的互操作性。这不仅有助于数字人民币拓宽跨境使用的基础,也能促进相关国家或地区建立统一的CBDC多边标准,通过官方手段来应对加密货币的挑战。